来源：律之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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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
50000元和60000元款项的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，但仅是沈东红的单方备注，不能证明其与中泰公司存在借贷合意。在中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沈东红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，沈东红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证明义务。沈东红未能进一步举证，原判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。
观点来源：《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》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）
原告作为主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，虽然没有能够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，但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，即应当认为其对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。此时，被告如果提出双方之间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，则需对其主张予以举证证明。
相应的，在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况下，由于原告对双方之间存在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负有举证责任，因而原告应当进一步针对被告主张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。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，对于法官来说，即面临对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不能确定的问题，此时的结果责任仍应归于原告，由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。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沈东红，基本信息略。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扬州市中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。住所地：基本信息略。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舒旭翔，基本信息略。再审申请人沈东红因与被申请人扬州市中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泰公司）、舒旭翔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(2020)苏民终844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沈东红申请再审称，其于2019年8月21日借给中泰公司、舒旭翔人民币（以下货币单位同）47000元，汇款时注明是“带船开支”，中泰公司、舒旭翔也认可款项用途。沈东红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、25日向舒旭翔支付50000元、60000元，用于偿还中泰公司登记所有的“中泰101”轮的银行贷款，汇款时亦已注明。上述三笔款项均为沈东红支付给中泰公司的借款。原判决未支持沈东红的诉讼请求，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，适用法律错误。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申请再审。本院认为，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，应当围绕沈东红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。根据中泰公司与沈东红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《合作协议书》第一条“合作基础”载明的内容，中泰公司委托沈东红收回徐荣法的营运权，并将“中泰101”轮从岳阳城陵矶港带回。舒旭翔与沈东红的通话录音表明沈东红于2019年6月已实际控制船舶，并与舒旭翔合作经营。现有证据可以证明2019年5月至7月间沈东红实际控制船舶，在8月22日签订《合作协议书》前中泰公司已经与沈东红合作经营。案涉三笔款项中，沈东红对于47000元是向中泰公司支付的借款还是为徐荣法向中泰公司支付的垫付款，主张前后不一。50000元和60000元款项的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，但仅是沈东红的单方备注，不能证明其与中泰公司存在借贷合意。在中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沈东红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，沈东红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证明义务。沈东红未能进一步举证，原判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。综上，沈东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、第六项规定的情形。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